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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43年走来——圣诞节在上海
作者:高俊

高俊  博士,学者

 

1843年上海开埠,迄今整整170年。

1843年11月8日,根据中英之间达成的《南京条约》,第一批英国代表团乘坐“弗莱格森”号商船抵达上海,代表团的首领是英国政府派驻上海的首任领事巴富尔,他此前在印度马德拉斯陆战队服役。11月14日,经过与上海道台宫慕久的数日商谈,巴富尔签发了他作为英国驻沪领事的第一道命令,宣布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

根据宫慕久的授意,巴富尔等最初到达上海的外国人被安排居住在姚家弄的一处广东富商的私宅中,宫慕久的本意是希望巴富尔能和这位广东籍富商居住在同一屋檐下,在朝夕相处中培植私谊,有助于推动规划之中的中英贸易。但是事与愿违,巴富尔和这位粤商相处得并不是很融洽,英国人在此处仅居住了三个多月,后搬至大东门附近一处叫敦春堂的新住所。

1843年,上海的外国侨民总共有26人,且都是英国人。根据一位早期英国侨民H.Lang所著《社会视野中的上海》记述,巴富尔此行共有两位女性,一位是传教士医生雒魏林(仁济医院的创建人)的夫人伯琪斯,另一位是“弗莱格森”号船长的夫人(名字不可考),她们是最早居住在上海的两位西方女性。就在这些英国侨民安置好后不久,西方最大的节日圣诞节就将来临。出于礼仪及善意,雒魏林夫人以及船长夫人,作为当时上海外侨中仅有的两位西方女性,给上海道台宫慕久递交了她们的名片,请求会见道台的内眷以联络感情,然而这一请求在宫慕久看来甚是不合体统,予以严词拒绝。

H.Lang后来站在英国人的立场上评说此事,认为道台大人此举伤害了英国人的自尊心:“我相信此举可能是上海的外国女性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尝试与当地女性进行社交活动,至少在官方层面如此。实际上,外国人的举止和影响在中国社会其他阶层中间一直持续发挥作用,这种作用可能会更具决定性同时也更令人感觉愉快,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可推动两个种族间‘社会兼容性’问题的解决。”如果从圣诞节等西方礼俗在上海的遭遇来看,此一分析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尽管没能从道台大人那里得到善意的回应,1843年12月,英国侨民还是有模有样地在姚家弄居住地庆祝了他们在上海的第一个圣诞节,这也是西方节日第一次出现在近代上海,雒魏林夫人伯琪斯成为此次圣诞派对的主角。此后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英国人,包括稍后来到的其他国籍的西方侨民,由于文化及习俗方面的隔阂,加之官方的限制,华洋之间并没有太多互动,租界内除了华仆及英华书馆的华工之外,鲜有华人活动。英国人更是原汁原味地保留了本国传统,将租界努力打造成上海滩上的“小英国”。每年圣诞,租界内布置一新,充满了浓郁的异国情调,英国侨民多会去英国总会及圣三一堂庆祝,但这些场合中却看不到一个华人的身影。

华洋分居的现象存在了大约十年时间,1853年9月,上海爆发小刀会起义,县城被小刀会占领,华人大量涌进租界,致使租界性质发生重大变化。1854年7月,租界当局通过的修改后的章程,删去了先前的关于华洋分居的条款,认可了华洋杂居的事实。在早期进入租界居住的华人当中,不乏富裕阶层,租界中西方人的饮食、服饰、照明、自来水及良好的卫生设施让他们着迷,许多富家子弟也开始穿起了西装,吃起了西餐,过起了圣诞节,崇洋之风渐兴。

1893年是上海开埠50周年,这一年上海华洋各界人士联合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仪式,从11月到12月,开埠庆典接着圣诞节,整个上海热闹了一个多月,节日的氛围被推到了顶点。此后,圣诞节在上海更加流行,一些信教的华人家庭会像外侨家庭一样,在圣诞期间组织各种庆祝活动,这些活动或多或少融入了中国文化元素,使得西洋圣诞节有了本土化的色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圣诞节已经演变成为摩登时代上海多元文化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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