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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饭局
作者:陈村

陈村 专栏作家  

 

我1954年生在上海,我的前半生很少遭遇饭局。当时的平民百姓,极少有机会去饭店吃饭。民以食为天。在贫困的日子,生存都是问题,遑论到饭店奢侈。《上海的早晨》一书中,资本家们每周要聚餐,那是特例。毕竟是新社会了,最好只吃不说,他们虽然有钱,被检举坚持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会倒霉的。不是么,文革中,那些吃得好的人一一吃了苦头。因此,对吃我至今有敬畏之心。

那时上海的饭店很少,出名的几家屈指可数。据说,有青年工人每月发工资后找一家聚餐,劈硬柴(即AA制),下次换一家。这样的事情我只听说,没亲眼见过。当时的青工当三年学徒,满师后月工资是36元,加奖金共41元,虽然最便宜的大米13.70元/百斤,但上海牌手表要120元一只,抵三个月工资。那时没房子可买,但结婚总要结的,这点工资不可奢侈。

因此,有限的上饭店多数是谁结婚了请喜宴,或死人了吃豆腐饭,所谓红白喜事。结婚的菜比较丰盛,台面上被吃得一干二净是很丢脸的。来客肚中油水虽少,积极进餐的同时,还是给主人家面子的。上海的饭局一向有打包传统,办婚事的家庭会带上钢精锅,将吃剩的菜连汤带水端回家。

那时真是太没吃了,革命如火如荼的年月,冬天买一棵黄芽菜都要凌晨起来去菜场排队,缩着头等候开秤。被全国人民羡慕的上海人,过年是可以买一只冰冻家禽的,买了鸡不可买鸭,一户一只。要是乡下没亲戚,这只死鸡就是当年见过的唯一的鸡了。那时的人,一天一斤米还是饿。那时的人,体型都很好。

我后来说,好日子要来得早啊,当年要是有车有房有自助餐,那会是什么日子!年轻人听得懂房子车子的好,听不懂有自助餐也算个好事情。他们是饱汉不知饿汉饥,更不知道,对付好日子不光要好的心肝肺好胳膊好腿,还要好牙好胃口。想起跟饭局相关的农民聚餐。在最最革命的时期,生活非常贫困,但在我插队落户的安徽农村,乡亲们一年会大吃一次,喝酒。那天,全村喜洋洋的。

最后俗气地说一说埋单。不是流氓,吃到最后总要埋单的。有的朋友只要他在场,必是他埋单。例如我见到的王朔是一个,朱威廉也是一个,轻轻一买。请人吃饭,说来算是大家给做东的朋友面子,但奋勇埋单者总是更受人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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